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唐雪舟
1955年，一个19岁的广州青年站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飞檐碧瓦的建筑让他觉得“像宫廷建筑一样漂亮”。但他很快陷入了茫然——满口粤语的他，连听课都像听外语。
这个叫宗福邦的年轻人不会想到，自己将在此扎根一生，成为汉语音韵训诂领域无法绕过的高峰，一生以“冷门绝学”为乐。
宗福邦
2026年2月9日22时02分，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逝世，享年89岁。他留下的，是《汉语大字典》《故训汇纂》《古音汇纂》等总计数千万字的皇皇巨著，以及一个学者甘守“绝学”的完整生命样本。
一场意外，走上继承章黄学脉之路
宗福邦走上音韵、训诂学的道路，始于一次命运的意外安排。
1959年从武大中文系毕业时，系主任找他谈话，希望他去汉语教研室当老师。“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后来回忆，“喜的是学校对我的信任，忧的是我这普通话水平。”
青年宗福邦
怀着服从组织安排的朴素信念，1960年他被派往北京参加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从音标和发音学起。这个原本怀揣文学梦、笔记本里记满广州故事的青年，就这样“意外”地走进了汉语的世界。
1983年，国家恢复学术建设，宗福邦受命筹建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武汉大学中文系是章黄学派重镇，他的师辈中有多位黄侃弟子。根据这两大特点，宗福邦将整理研究传统语言学典籍作为武汉大学古籍所的专业发展方向。
《汉语大字典》
宗福邦的学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于亭在文章里回忆：“武大古籍所在宗先生的设计开辟之下，以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为特色，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的二十个所和中心中独树一帜。”
一生一事，70万张卡片与3600万字
“宗先生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品质是专注。”于亭这样评价恩师。
1985年，宗福邦带领古籍所16人的团队开始了《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
那时他们的条件极为艰苦，项目组的经费买不起电脑，于是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工作，手写近70万张资料卡片。为了不把卡片吹乱，在炎热的夏天甚至连电扇也不敢开。宗福邦后来回忆：“仅资料搜集就花了5年多，后来又用近半年复核，查出6000多条错误。”
装满手写卡片的《故训汇纂》字袋
2003年，1300万字的《故训汇纂》出版。《故训汇纂》集雅诂之大成，全面纂辑了自先秦到清末的训诂资料，被学界誉为“诚自有训诂之书以来所未有”，与《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列为汉语辞书五部代表作，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奖项。
随后启动的《古音汇纂》更为艰难。“《古音汇纂》碰到的问题要多得多，因为没有参照，完全靠自己探索。”宗福邦说。这部姊妹篇从1998年立项到2020年出版，又花了22年。
《故训汇纂》和《古音汇纂》
《故训汇纂》《古音汇纂》加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宗福邦主持编纂的著作达到3600万字。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评价宗福邦的团队：“他们不追求个人学术声名自显自贵，而甘于为集体项目和团队合作奉献，一做就是一二十年。”
一心奉献，个人成绩让位于集体研究
如果说“专注”是宗福邦的治学态度，那么“奉献”则是他的人生选择。
《故训汇纂》接近完成时，商务印书馆因市场考虑要求将篇幅减半。宗福邦失眠一个多月，头发白了不少。“如果减到四百万字，这本书就毫无价值。”他亲赴北京争取，最终争取到印书馆领导的理解，保留了原计划的篇幅。
晚年宗福邦仍坚持治学
更大的奉献是对个人学术生涯的割舍。为了完成这几项大型集体项目，宗福邦几乎放弃或搁置了所有个人学术交流和研究工作，他的团队同伴亦是如此。宗福邦曾坦言：“我好几位同辈朋友到退休时只评上了提退教授……到今天我一直都感到有愧。”
有朋友曾劝他暂停集体项目，抓紧个人的学术研究。宗福邦回答：“作为个人，如果我能够跟同事们一起奋斗，把《故训汇纂》做好，这是比我当教授更有价值的事情。”
长期伏案摧毁了他的健康。2005年，脊柱高位骨质畸变压迫神经，令他几近瘫痪。据于亭回忆，赴广州做高风险手术前，“他带上一大摞《古音汇纂》的稿子，念念在兹说手术前后还可以看稿。”手术虽成功，但手抖日益严重，“写字对他而言成了件艰难痛苦的事情”。
《古音汇纂》编纂字稿审稿
他的奉献精神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于亭说：“先生教示我的，远不止于授业解惑。追随他左右，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守和自尊。我之所以立志做一名有操守的学者和教师，皆因敬爱他如父，愿效仿遵循他一生矻矻自守的道路。”
宗福邦用一生证明，有些价值，需要数十年的寂寞兑换；有些传承，值得用整个生命坚守。那些颤抖的字迹，那座“冷门绝学”的孤峰，终将因这份专注与奉献，在时光中显露出温润而坚韧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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